目前，已有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及民生银行6家上市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他们在向内输出技术支撑的同时，也在寻求面向外部的同业或非银机构之间的合作。近年来，类似的中美科技实力对比研究报告时常见诸报端，各种报告评估的对象和方式不尽相同，进而也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但总体来看，国际社会似乎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在科技领域，中美两国的综合竞争力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未来有可能取代美国的科技霸权。
应该如何看待外界对中美科技实力对比的这种判断？这些判断加剧了美国国内对于科技领先的危机感。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在几乎所有的关键科技领域长期占据优势，并没有经历过实际的赶超威胁。美国政客经常选择性引用这些研究的结论，作为其呼吁美国加强对华遏制、加大美国国内科技投入的论据。中国国内民众则对角度不同、结论不同的对比结果感到困惑。有些人极为自信，认为中国已经可以全面摆脱与美国科技产业的合作，建立起与西方不同的科技产业体系。另一些人则非常担心这些报告是一种“捧杀”。
这两种看法并不准确。此类报告经常采用的科研经费投入、专利申请量、高等技术人才数量、科技公司市值等作为衡量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并不能够准确衡量一国的科技实力，更无法对两国科技竞争的结果做出前瞻。近日，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若干数字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欧洲则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面对美中这两大超强对手，欧洲在技术竞跑中有可能落伍。
金融科技之风愈吹愈盛。过去五年中，国内银行业围绕金融科技、数字化和开放银行等方面纷纷实施创新战略，掀起了一股转型浪潮。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发展金融科技是多数银行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
尽管多数银行未直接公布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但从2018年年报中也可窥见金融科技的一席之地。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金融科技”是各个银行年报的高频词，不管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均有涉及，可以说是“年报标配”。有分析认为，金融科技频被提及反映了各上市银行对智能化转型的重视和探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通常有三种模式，并且已有不少银行成立了股权直投基金去投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不过在科技赋能给银行带来机遇的同时，银行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稀缺、场景应用难拓展以及互联网公司跨界竞争等多方的挑战。
“金融科技”成年报高频词从网点大堂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到系统后台的精准客户画像，从以往的经验风控到如今的系统风控，从追求丰富流量入口的传统单一模式到聚焦于数据治理、底层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技术加持下，各大银行的业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背后是银行真金白银的投入，这在年报中里也可窥得一斑。
翻看各大商业银行的年报可以发现，着力“金融科技”的笔墨颇多，但也存在差异。国有大行里，以建行、交行和农行为主，建行正依托金融科技，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而在相对市场化的股份行中，对金融科技的拥抱积极性更甚，一些银行支持金融科技转型的力度空前；城商行和农商行中，对金融科技的态度分化较为明显，有个别银行正大力引进金融科技人才。
具体而言，国有大行的财报中，累计出现金融科技这一关键词近百次，其中建设银行的有效涉及数量最多，为44次，其次是交行和农行，分别为21次和17次，再者是工行和中行，为10次和6次。
对于建行来说，近几年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力较猛，2018年更是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科技战略，成立建信金融科技公司，并将金融科技渗透到了各个业务层面，如个人金融业务、资金业务、风险管理、精准扶贫等。
交行亦将“科技赋能”提升到战略新高度，加速推进集团智能化转型。其依托“互联网+”在业内首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证券化平台。交行称，近年来研发投入逐年提升，2018年信息科技投入较上年增长6.10%。
股份行中，多数银行将金融科技看作是顺应时代潮流变革的利器，特别是在监管趋严、竞争加剧的当下，发展较好的银行有不少是率先进行了金融科技化转型。招商银行在年报中有70次提到了“金融科技”，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平安银行分别有29次、18次和17次，光大银行和浦发银行则为8次和3次，但浦发银行所强调的数字化生态银行建设与金融科技有异曲同工之处。
年报显示，一直被业内视为零售学习标杆的招行银行2018年在信息科技方面的投入达65.02亿元，同比增长35.17%，是该行营业收入的2.78%。招行称，2018年，董事会决定将增设的“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基金”额度由“上年税前利润的 1%”提升至“上年营业收入的 1%”，并且为了加快向“金融科技银行”转型，决定每年投入金融科技的整体预算额度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本行经审计的营业收入（集团口径）的3.5%。
平安银行同样明确了科技方面的投入。年报称，2018年该行科技投入大幅增加，IT资本性支出25.75亿元，同比增长82%；2018年末，全行科技人力较上年末增长超过44%。除此，平安银行还在去年制定了IT三年（2019-2021）发展规划，确定了“未来三年整体科技能力进入股份制银行第一梯队，部分领域成为引领者”的整体目标。
至于城商行和农商行，在严控风险和回归本源驱使下，正在探讨金融科技的业务赋能，不过已有个别银行跑在了前头，在信用下沉的同时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宁波银行、青岛银行就是如此，两者在年报中提及“金融科技”分别为19次和18次。
宁波银行行长罗孟波在致辞中提到，公司经过持续积累和不断投入，科技水平已在同类银行中处于领先水平。“公司2019年将建成新数据中心，投入使用后将与现有数据中心组成业内领先的双活数据中心架构，将有力支撑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发展。”
布局金融科技的三种模式
通常来看，银行在布局金融科技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依靠银行传统的信息部门，二是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三是和外部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就各银行年报披露信息而言，多数银行开展的是“内生+外部合作”模式或“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内生+外部合作”方式常见于中小银行。它们在自身研发的基础上，采购第三方解决方案，不仅可提升自身产品科技水平，也可共同运营，实现流量分成、风险分担；另外，银行也会与第三方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以联合开发或者外包开发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服务。
作为已与多家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合作的公司，氪信科技创始人兼CEO朱明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称，金融科技目前正迎来一波系统性的发展机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升级对于银行而言，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银行有技术服务方面的需求，另外，如何将技术与具体业务结合起来，也是银行着重思考的问题。
朱明杰还称，银行在业务上的应用主要集中在风控管理上，因为这块业务的有效信息密度较大，即在需要数据驱动的同时，信息密度又相对较大。
金融科技子公司可帮助银行扩大研发和落地应用场景。一家股份行的信息科技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金融科技子公司可利用市场化的机制，提升银行内部系统架构的升级，特别是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并且基于数据运用，更进一步地升级服务渠道，改造银行传统网点的服务模式，打造智能服务生态。
简单量化比较“漏洞”多这种比较的缺陷之一在于各国科研投入不一定必然转化为科研实力。科技研发是一项高风险的工程，多数科研项目以试错告终，仅有少量最终成功。如果一国将绝大多数科技资源投入到失败几率很高的领域，那么这些投入很可能长期没有产出。相比投入数量，投入领域的科学性更为重要，而这是很难量化比较的内容。
缺陷之二在于不同技术的战略价值有巨大差异，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数量简单比较意义不大。以我们所熟知的领域为例，核技术和光伏技术同样是新能源技术，但前者被广泛视为一种颠覆性技术，能够根本性改变战争的形态。对于一部手机而言，外观设计、屏幕、半导体芯片和手机软件也都有着不同价值，一些比较容易替代，另一些则难以取代。
缺陷之三在于科技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并不平均。用科技公司盈利能力、市值来衡量一国科技实力似乎是一种相对市场化的方法，但是这不能体现出其他科技支撑部门的作用。科技实力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利润和资本。资本和投资者在投资科技企业中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跟风炒作。市场所看好的初创企业不一定真正成为行业最终的霸主。
缺陷之四在于人力资源的素质难以用量化衡量。在科技领域，一个图灵这样的天才科学家的作用无法由一百个同样出色的科学家替代。相比科学家的数量，科学家的质量更为重要，但这也很难通过量化进行衡量。
最终将体现于经济发展上述所说的缺陷只是此类国家间科技比较的一些主要不足。相比军事、经济，科技是一项随时在变化、随时可能产生突变的领域，任何静态比较很难衡量国与国之间的真实实力差异。
除此之外，当今世界处于一个科技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一国不仅可借助本国科技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他国科技资源。在这种网络化结构中，中小国家与大国在科技领域的差距并没有数量所显示的那么夸张。如以色列、日本、德国等国家在一些精尖领域也形成了本国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优势。
归根结底，科技进步最终会体现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上。只要一国科技企业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那么该国科技发展自然会蒸蒸日上。中美科技实力对比最终会体现在这个最现实的比较之上。